《哲学研究》2020年第7期刊发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王清涛教授的学术论文《中国道路对传统文明观的继承和发展》。文章对中国道路与中华传统文明以及西方现代文明关系进行探讨，指出中国道路开创的实践文明新形态是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的新生，是一种不同于现代西方文明的人类新文明类型。

文章认为，中国人始终有一种中华文明地位至尊的天下观，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五形态”说成为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发展水平和时代划分的根本方法和根本原则，“华夷之辨”为“制度之辨”所取代。然而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与社会发展“五形态”说先后在新文化运动与改革开放进程中受到挑战。与中国文化的自我反省相呼应，西方启蒙知识界也经历了一个从“颂华”到“厌华”的过程。东西方在思维方式、语言文字、生活态度等领域存在着巨大差异，正是这些差异铸就了两种不同的文明形态。中国人行动的原则是非反思的“实体达用”， 阴阳五行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架构。西方人行动受制于外在的精神实体，在犹太教—基督教那里是上帝，在哲学则为形而上学。东西方的价值原则根本不同。虽然中国传统文明具有强烈的经验性特征，其非反思性致使“科学理论指导的实践”始终阙如，然而“其命维新”才是中国文化的本性，不断超越自身的局限恰恰是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所在。

文章指出，黑格尔是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集大成者，他从绝对精神内在诸环节的辩证运动中揭示了意识诸形态的不同形式，并将中华文明归属于精神成长过程中最低级的形态，断言中国处在文明之外。黑格尔认为，“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而所谓“理性”是人的“理性”，“理性”主宰世界确立了人的自由地位。与此相反，“天”是中国人的主宰，在世俗生活中，封建帝王是“天”的化身，“天”—“天子”主宰一切，黑格尔据此认定中国人不能理解自由是人的本质，更没有自觉的世界精神，当然谈不到自己决定自己的行动，更谈不到自觉地创造历史。黑格尔鼓吹绝对精神的最终目的，无非是讲，伦理、国家、世界是意识的作品，是人类理性——绝对精神的作品，是人的意志的作品。黑格尔期望人应该以共同体的生活为目标，而共同体不是个人世界，而是公民的世界，是理性的世界。黑格尔的文明观是欧洲文明中心论的标配，但其根本错误在于颠倒了思维和世界的关系。对现代性话语霸权的冲击只能来自于现实，因为全部精神合理性最终都要落在现实中。

文章强调，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与本质，摆脱“普遍的实践性人世智慧”是传统中国仁人志士的不懈努力。近代以来，这种努力逐渐切入中国革命的主题，孙中山的知行观从认识论角度探讨中国革命之路，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实践性被马克思哲学激活做了准备。马克思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融汇孕育了新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有着根本不同:其一，这种现代性以人的现实活动为根据；其二，这种现代性拒斥形而上学；其三，这种现代性是实践合理性的。21世纪以来，东方社会突飞猛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伟业敲响了西方现代性话语霸权的丧钟。